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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不保护本国产业的失败者:苏联的自我毁灭和英国武力强迫下的自由贸易

左大培 · 2021-02-0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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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起了灾难性的作用。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经济灾难之一。在19世纪英国制造业独霸全球的时代,英国曾经依仗它对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武力控制,强迫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执行英国规定的自由贸易政策,而服从英国强加的自由贸易的国家,在20世纪都成了出名的穷国。

  

第十三章  不保护本国产业的失败者:苏联的自我毁灭和英国武力强迫下的自由贸易

 

 

 

 

 

本章主要叙述英国如何强迫其殖民地和附属国实行自由贸易从而扼杀这些落后国家发展。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字数太少的一章,本章将在开头的第一节中讲述自由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起的恶劣作用。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经济灾难之一。

19世纪英国制造业独霸全球的时代,英国曾经依仗它对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武力控制,强迫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执行英国规定的自由贸易政策,甚至强迫它们让英国产品自由进口而同时接受英国对其产品向英国出口的限制。而服从英国强加的自由贸易的国家,在20世纪都成了出名的穷国。英国以武力强迫其殖民地和附属国实行自由贸易,是发达国家逼迫落后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从而使其永远贫困的典型事例。

 

 

 

第一节   导致经济灾难之道:苏联解体时的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的害处,倒是最明显地表现在过去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一下子转向实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时。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发生的事。本节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照搬了我的《混乱的经济学》一书(见左大培,第七章第四节,351354页),只加上了几句必要的修改。

过去实行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这是20世纪末的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造成了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俄罗斯。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对外贸易上是超保护性的,因为任何商品的进口和出口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本国企业的生产都按照政府的计划,根本就不会进口本国企业能够生产的东西,不存在外国产品竞争的威胁。而在以“大爆炸”的方式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俄罗斯一下子放开了对外贸易,急剧地转向了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取消了政府机构对对外贸易的行政控制,甚至将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到0。这样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与“大爆炸”转轨战略的其它灾难性政策结合在一起,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导致了整个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倒退。

21世纪初,俄罗斯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严重下降,工业生产的下降尤其严重。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工业生产下降46%,机器制造业、轻工业、农业和煤炭业的生产潜力都被破坏。

俄罗斯工业生产各部门受破坏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向自由贸易所造成的对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由于进口消费品几乎完全占领了国内市场,俄罗斯的轻工业生产下降了80%;由于企业大量购买进口的机器设备,甚至买进本国自己能造的机器,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几乎被摧毁了。而俄罗斯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石油、天然气、化肥等等,它还出口军工产品并向前苏联国家出口电力。这些能够大量出口的工业部门所受的打击比较小,有的产出水平还有所上升。

俄罗斯轻工业所受到的打击很清楚地表现在俄罗斯的消费品市场上。20019月我访问俄罗斯时曾经逛过著名的莫斯科百货商场。在这个几层楼的大百货商场中,除了出售食品的地方之外,在别的地方几乎就找不到俄罗斯本国产商品的影子。

用正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学说可以很容易地说明俄罗斯的轻工业为什么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俄罗斯资源相对丰富,过去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也是在生产耗费资源多的粗大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放开市场进行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俄罗斯与国际市场相比,必定是原料型的产品和重工业品比较便宜而轻工业品比较贵。这就使俄罗斯的轻工业由于廉价进口品的冲击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比较优势学说说明不了俄罗斯的整个工业生产为什么以如此之大的幅度下降了这样长的时期。按照比较优势学说,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之后,俄罗斯的轻工业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当会迅速增加生产,因此“在长期中”俄罗斯的生产不但不应当下降,反而应当会上升。但是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已经10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仍然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而俄罗斯原来的工业生产就比较落后,是一个工业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优势学说之所以没有预言能力,又是因为它是一种静态的均衡分析,没有考虑现实市场经济中的宏观总需求不足和不均衡的动态经济变化。

它忽略的最重要因素是,现代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机器设备有极强的专用性。把生产消费品用的机器转用于生产重工业原料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当轻工业企业由于产品没有销路而停产时,它的设备只能闲置,而不能转去用于增产销路很好的石油化工产品。结果是在那些被进口品挤垮的行业中,长期积累的、体现为机器设备的资本几乎被完全消灭了。这些行业的崩溃同时就意味着投入这些行业中的资本的毁灭,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总资本相应减少。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当然只能减少。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被进口品挤垮不仅意味着实际产出的减少,而且意味着整个国家资本积累流量的下降。实际产出的减少同时就是实际收入的减少,而实际收入的减少必然减少私人储蓄和资本的形成。不仅如此,整个国家实际收入的这种减少是由于很多人不再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政府必须从还在生产并得到收入的人那里收取税费以救济这些没有收入的人。这会减少还在生产并有收入的人的储蓄,由此而进一步减少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

而这一切都是在突然出现的宏观总需求不足下发生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产品市场上的供给通常都大于需求,即便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也是如此。而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中,产品市场上则通常是由于限定价格不准上涨而需求大于供给,存在着短缺。苏联转向自由贸易几乎与其转向市场经济同时发生,急剧地放弃对物价的管制不仅使物价迅速上升,而且使产品市场上的普遍短缺迅速地转向了普遍过剩。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紧缩又造成了严重的宏观总需求不足,同时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生产设备的闲置。

这样,由传统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向对外实行自由贸易的后果是,不仅毁灭了国内的一大部分资本存量,而且随着产出的减少而大大减少了以后每个时期中的实际储蓄流量。这就使俄罗斯整个经济的总产出下降持续了10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第二节 英国强迫穷国实行自由贸易

 

 

 

本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将分别论述,英国是如何强迫其附属国埃及和殖民地印度实行自由贸易,最终将其锁定在落后的穷国地位上。

埃及和印度之外,其它弱势国家在所谓自由贸易中实际上也遭受了类似的非工业化过程。这里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自由贸易原本就是英国的一项帝国战略。当自己在工业上将其它国家远远甩在后头时,英国发现自由贸易是一种比直接殖民成本更低、获利更大的经营新方式。英国政客迪斯累利在1853年将殖民地描述为“徒然增加我们外表上的富丽堂皇,而实际上沉重无比的附属物,无助于改变我们的贸易差额。”与此同时,一辉格党人在下院称颂自由贸易是“有利的原则,通过这一原则,外国将成为我们有价值的殖民地,而我们则无需承担治理他们的责任。”这一战略的实质可以概括为:贸易而不是统治。当然,更透彻地说,该战略是:如果可能,是非正式控制下的贸易;如果必要,则是统治下的贸易。此所谓“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真正内涵(梅俊杰,第四章,196页)。

这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战略,加上坚船利炮构成的强大军事实力,以及英国历来精于此道的谈判订约传统,终于促成英国与广大弱势国家订立了一系列以自由贸易始、以非工业化终的商约。1838年的英国土耳其商务条约、1841年的英国波斯商务条约、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55年的英国暹罗条约,以及跟从日本到摩洛哥再到拉美新独立国家等等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均属此列(梅俊杰,第四章,196页)。这里说的中英南京条约,就是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的结果。在英国人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就是以战争强迫中国接受自由贸易。中英南京条约强迫中国接受了“协定关税”,其后不久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强迫中国接受了接近于自由贸易的5%进口关税,而跟在英国后边享受到这种中国进口关税的欧美国家却可以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任意高的关税。这正是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中国无法发展现代工业的一大重要原因。

这些兵临城下的产物带来了“强加于人的经济自由主义”。继殖民地之后,从拉美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到中国、暹罗及奥斯曼土耳其这些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在压力之下给它们强加了条约,基本上全部废除了其进口关税。一般而言,所适用的是“5%惯例”。在此税率规定下,进口关税不得超过货值的5%。而且由于约定了最惠国条款,英国签订的此种条约中的特权又自然扩及其它欧洲国家。称这些条约的大多数为“不平等条约”是恰当的。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英国等强势国家把弱势国家改造成“互补性的卫星经济体”,向其大量输出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和金属产品,而弱势国家在农业被强制性地商业化之后,只得出口从谷物到原棉和生丝等各类初级产品,并因国际市场行情的起伏而经历无法逆料的波动。由于贸易条件等原因,弱国对英国等西方国家总是赤字连连,其结果逃不脱财富外流、债台高筑、工厂倒闭、民不聊生这样的结局。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史学家认为,19世纪强加给第三世界的经济自由主义是解释第三世界工业化延误的一个主要因素;“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经济体的开放是它们在19世纪不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说不发展还太过轻描淡写,因为造成的结果是非工业化过程和使得日后发展更为困难的结构性改造。”“土耳其搞了自由贸易,带来了什么呢?不过摧毁了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制造业。近至1812年,这些制造业还存在,但它们现已被消灭”;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意味着欠发达的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走进了死胡同(梅俊杰,第四章,196—197页)。

英国就是在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及其后不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了进口关税上的这个“5%惯例”。按照同样强迫清朝政府接受的最惠国条款,其它的欧美工业化国家很快也都享受到了这个中国对其产品征收5%进口税的待遇。这在19世纪下半期欧美国家普遍实行进口高关税的环境下,不仅造成了中国关税低、多数欧美国家关税高的关税不平等,而且使中国丧失了保护国内产业的能力。这至少是1949年前中国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英联邦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正式确立了“帝国特惠制”。在解释英国受30年代大萧条打击较轻而带来的1930年代的繁荣时,它于1932年做出的回归保护主义的历史性决定是个重要的因素(梅俊杰,第四章,181页)。

英国的殖民事务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联合王国的利益必须排在第一位,自治领的贸易利益排第二位,殖民地的贸易利益则排在最后。根据这一自利原则,当所有其它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已放弃自由贸易原则之时,殖民事务部却在向殖民地倡导严格的自由贸易。他们向殖民地宣称:躲在关税保护之后建立的产业长远看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幼稚产业决不会成长起来,殖民地应当永远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当1937年英国殖民地的乌干达政府为发展一点纺织业而申请关税保护时,英国殖民事务部一位助理部长居然认为,东非人的食指和大拇指太大、太笨拙,无法操作棉纺织机器。在英国政府眼里,殖民地的任何工业化都是“不公平竞争”,从鞋类到啤酒的英国生产商也向政府写去愤怒的信函,要求获得针对殖民地“不公平”竞争的保护。因此,虽然英国工商业者在海外经营中惯于让政府提供道路基础设施、贸易限制措施、优惠融资便利,乃至政治军事干预等经济和超经济的扶持,但在一体化的帝国范围内,英国政府绝不允许殖民地援用任何关税保护措施,而且也不准备支持任何形式的产业促进,包括培训设施和工业用地的安排、信贷与银行体系的改善、选择性补贴等等。他们只接受没有政府干预下成长起来的新产业,禁止对于工业化的人为扶持,并且他们显然是按照宽泛的方式来解释“人为扶持”(梅俊杰,第四章,181182页)。正是在这样的殖民统治下,东非的英国殖民地成了20世纪的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第三节      后阿里时代埃及的非工业化

 

 

 

1517年之后埃及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占领。18世纪末拿破仑入侵埃及后,奥斯曼帝国派遣占领埃及的一支阿尔巴尼亚雇佣军的军官穆罕默德·阿里于1805年自立为埃及总督,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承认。阿里死后,1882年英国借故出兵占领开罗,取得对埃及的完全支配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1922年2月英国承认埃及独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埃及史”条)

阿里1805年统治埃及以后,清除原统治集团,没收旧地主财产,限制埃及商人和工匠的活动,镇压所有的农民反抗运动。为巩固其政权和增加岁入,他在埃及实行彻底改革。迄1815年,埃及大部分农田转归国有。他改进埃及的灌溉系统,引进棉花之类的新农作物,调整政府的行政机构,确保对经济的严格控制。他开办西方式的学校培养医生、工兵专家等专业人员,向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去学习现代技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穆罕默德·阿里”条)。

阿里开始了强制埃及工业化的进程。他既建立了中东第一支现代化陆军和海军,又为了维持现代化军队而建立起包括造船厂和兵工厂在内的各类工厂,同时为了支付这些开支,还对贸易、工业和财政都实行政府垄断。他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特别是由于发现和推广长绒棉品种,埃及通过垄断棉花出口,积累了现代化所需的启动资本以及工业发展的原料。1835年棉花出口已约占埃及总出口值的一半,随同甘蔗、谷物等其它农作物的官方垄断销售收入,支持了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工程、工业专科学校和军事学校,以及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各类工厂,这些工厂涉及纺织品、金属、金属制品、化学品、绳索、武器、舰船等的本地化生产。阿里的工业化以建立独立的多样化经济为目标,未久便成绩斐然。到1830年,各种工厂已能生产棉、毛、丝和亚麻织品,以及糖、纸、玻璃、皮革、硫酸、枪支及火药。1838年,工业企业的投资达到3200万英镑,工厂雇佣的工人达六七万人,占全体就业人员的6—7%,与20世纪下半期埃及从事“现代”制造业的人数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相同。当时埃及的棉纺织业方兴未艾,1834年机器纺锭达40万个,占世界第九位,位居比利时之前,人均纱锭数在世界上居第五或第六位。到1830年代末,埃及年产印花棉布达120万匹(梅俊杰,第四章,183—184页)。

英国居然在其机器出口禁令依然有效的情况下,超前贯彻自由贸易原则,于1826年准许曼彻斯特的公司向埃及出口了500台动力织布机。当时的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说:这对我们不会有任何伤害,不出半年,埃及人自己就会把这些设备踢得粉碎。但是英国商人和领事向其英国政府抱怨埃及以国家垄断推动工业化的经济政策,于是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于1837年指派那位为英国商业利益四处奔走的鲍令前去调查。鲍令秉持当时西方人的一般看法,认为其它国家特别是非欧洲国家只能是原料的供应者和制成品的消费者,故而得出结论:如果埃及能和平地发展自己的农业,还是会对大家都有利,要不然埃及也永远别想成为工业国,因为那样它就是一个由于其统治者的无事生非而使欧洲列强总是感到担心的国家,它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下去(梅俊杰,第四章,184页)。鲍令说阿里的埃及存在不下去的这一预言几年后就被证实了。

当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发展本国工业时,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就展开削价竞争。更重要的是,英国认为阿里治下的埃及对英国构成了战略威胁。在欧洲通往印度的道路上,英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软弱而依附的奥斯曼苏丹,而不是励精图治的阿拉伯国王(梅俊杰,第四章,184—185页)。1831年之后穆罕默德·阿里背叛奥斯曼苏丹,对苏丹进行了两次战争,在1839年大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结果就引起英、俄、奥地利和普鲁士等欧洲列强干涉,于1840年摧毁了阿里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的幻想,奥斯曼苏丹对埃及仍保有宗主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穆罕默德·阿里”条)。

在帮助奥斯曼苏丹击败阿里的战争中,英国直接以地面部队击溃阿里的军队,同时用军舰炮轰埃及的沿海城镇和军事设施。随后,英国军舰停泊亚历山大港,逼阿里接受城下之盟,迫使阿里交出此前占领的大部分奥斯曼帝国省份,接受彻底摧毁其工业化计划的两个条件:第一是裁减了绝大部分军队,使阿里新办工厂原计划生产的产品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大部分市场;第二是在埃及境内实施1838年签订的英国土耳其商务条约。而英土商务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禁止政府对出口进行垄断或颁布禁令,准许英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地方购买货物。除了缴纳5%的进口税、12%的出口税以及3%的通行税外,英国商人可以免缴奥斯曼本地商人必须缴纳的其它多种税款。所有其他的外国商人根据最惠国条款也同样享有这一优待,他们得以在比本地居民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在帝国境内从事贸易。就这样通过武力维持埃及对土耳其帝国的从属地位,英国使阿里无法进行必要的关税保护,其它的发展努力也毫无结果,工业化政策失败(梅俊杰,第四章,185-186页)。阿里本人死于1849年。

1841年之后,阿里时代建立的近代工厂相继倒闭。根据1838年的英土商约,埃及取消了国家的一切专卖权,开设在亚历山大的英国公司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自由地深入尼罗河三角洲的乡村,向农民放高利贷以极低的价格预购尚未收摘的棉花。1840年到1850年,埃及棉花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九章,302页)。

后阿里时代埃及被非工业化。这期间建设了铁路、电报线路、港口、运河等基础设施,但他们服务于对外依附型经济的需要(梅俊杰,第四章,186页)。而且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大量依靠英法等国提供资金,英国资本获得了修筑埃及第一条铁路的特权,法国资本夺得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承租权,英法资本的公司则控制了埃及的城市公用事业、电报网、铁路建筑、航运事业等。埃及政府为支付这些基础设施的费用欠下了巨额外债,但还是无法避免让英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到1876年,单债息一项即占了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二,埃及政府由于无力偿还外债而宣告财政破产,英法等国趁机掌握了埃及的财政大权,使埃及事实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九章,302306页)。

埃及非工业化的后阿里时代,对外贸易急剧增长而无经济发展。18501880年间,埃及对外贸易扩大了4倍以上,并有巨额的出超,但是这种出超都被用来偿付日益庞大的外债利息和佣金。而外贸的这种增长,靠的是在埃及种植和出口单一作物棉花。19世纪70年代埃及棉花输出达到最高,每年的出口值为1840年的20倍,埃及成了生产单一出口作物棉花的国家。1870年,棉花和棉籽输出占埃及出口总额的72%,其中的绝大部分运往英国。同时埃及敞开大门输入外国工业品。在1870年的进口总额中纺织品占31%,其余也大部分为工业产品。这一时期埃及的近代工业,除了制糖业外没有得到很大发展。纺织业直到70年代才有某些恢复。制糖业的发展也是靠1865年后国王扩大甘蔗种植、建立糖厂。这个时期在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小手工业生产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九章,302304页)。

埃及的外贸总值1880年为2180万埃镑,1913年上升到6千万埃镑(梅俊杰,第四章,186页)。这是因为埃及在英国的实际统治下竭力推行单一作物制,进一步片面地发展棉花生产,大大增加棉花的种植面积。由于小麦和大麦占播种面积的比重降低,自古以来有“非洲谷仓”之称的尼罗河流域粮食不能自给,不得不进口小麦和面粉,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进口逐年增加。1884/85年到1913/14年,埃及棉花出口额又增加了一倍多,棉花和棉籽的输出额占出口总值的比重则从81%增为93%。这一时期埃及棉花绝大部分运往英国,英国在埃及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达到50—60%。而光英国工业品的输入就占埃及进口总额的35%左右(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九章,308页)。

当时的英国总领事也不得不承认:“威胁埃及的最大危险可能在于这一事实,即过分专门依赖一种作物”。然而,就是这位总领事在1891年的报告中还声称:“任何鼓励和保护埃及棉纺织工业增长的做法,对英国和埃及的利益来说都将是有害的。”1890年代,当有人建议,在埃及创办棉纺织厂以便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棉并对进口棉花征收8%的进口税时,英国总领事就表示强烈反对,而且威胁要废除8%的进口税,或者对埃及产纺织品征收等额的营业税,好像是要贯彻自由贸易原则。而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曾向总领事发出急件,除表示坚决支持总领事的立场外,特别在内附的贸易部一份绝密备忘录中强调,英国棉纺织中心兰开夏反对在开罗树立一个受保护的竞争者(梅俊杰,第四章,186页)。

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埃及的民族工业,无论是近代工业还是手工业都处于衰落状态。在埃及工业中占工人人数最多、地区分布最广的是小型手工工场和个体小手工业。这些手工业在外国工业产品的排挤下日益衰落,手工业者开始失去自己精练的技巧。这一时期埃及手工业的衰落,首先是由于无力抵抗廉价的进口货竞争。当时进口税率被限定在8%以内,无法保护国内工业。外国商品源源涌入埃及市场,排挤了本国的手工业产品。大型近代工业也在外国资本的压制下得不到发展。这时期成立的两家埃及最大纺织厂先后因亏损而倒闭或出让,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英国的统治下缺乏政府的保护。1901年,埃及政府甚至被迫对本国出产的棉纱和织品加征与进口税率相等的8%的捐税,这就使国产品更无法同进口货竞争。埃及民族制糖大企业也在这个时期率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埃及都根本没有建立重工业,轻工业也极为薄弱(樊亢、宋则行,第二册第九章,310312页)。

一句话,英国强迫埃及实行的自由贸易是其使埃及经济殖民地化政策的一部分,其结果是使埃及变成了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

 

 

 

第四节   英国扫荡印度制造业

 

 

 

印度的非工业化过程早已是一个经典的殖民统治案例(梅俊杰,第四章,187页)。

 

 

19世纪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侵占

 

16—17世纪西欧殖民者入侵时,印度有着发达的手工棉织业和丝织业(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44)。

远在自由贸易时代之前,比如17世纪,印度就生产着当时世界上最优质而又价廉的棉纱和布匹,它比其它任何一个欧洲殖民地的工业规模都要大,并且是前殖民时期唯一的工业品出口国。有学者甚至认为,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发明机器纺织为止,印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而这时英国则在毛纺织领域居世界之冠。但是英国并不想稳定于以印度的棉纺织品交换自己的毛纺织品,而是通过极端的保护主义政策培植自己的棉纺织业绝对优势,并进而粉碎性地摧毁了印度的传统优势(梅俊杰,第四章,187—188页)。

16、17世纪英国殖民者与葡、荷、法等国的殖民者相继来到印度的海岸占夺据点,到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设立了许多商站和代理店,通过印度商人和高利贷者以预付货款的方式迫使成千上万的印度织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生产该公司的订货。仅在加尔各答一地,为东印度公司订货工作的织工就有八千人。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武力占领了孟加拉,接着就摧毁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以后又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并以各种其它方式进行侵占,到19世纪初就将印度的大部分地方变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地或藩邦(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24226)。而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使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权力从东印度公司转移到皇家手中(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印度次大陆史”条)。

英国殖民者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对印度各个公国和土邦的宫廷、国库和人民进行了暴力掠夺。在整个18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属于直接掠夺攫取的,要比通过贸易获取的多得多。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了印度的土地最高所有者。印度农民在苛重的田赋和地租的压榨下日益贫困破产,这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高利贷盘剥的罗网。英国殖民者为了搜刮农产品出口,还广泛利用了印度农村中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印度农民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赤贫境地。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农业衰落了,频仍的饥荒夺去了印度千百万人的生命(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4445)。

占领了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田赋等税收暴力掠夺印度人民(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26235)。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作为商业垄断公司,在开始时主要还不是为英国的工业品觅取市场,而是要垄断东方物产特别是香料、棉织品、丝织品对英国和欧洲大陆市场的供应,以从中获取厚利。18世纪初英国自己的棉织业和丝织业兴起,但是它们显然不能同品质优异的印度棉、丝织品竞争。1720年英国工场主通过议会取得了完全禁止印度丝织品和印花布进口的保护,以后又取得了对一切印度棉织品课以越来越重的进口税的保护。因此,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工业品方面的贸易主要是作为转运贸易来经营,通过英国口岸输往欧洲;而英国市场本身对印度的工业品都是关着大门的(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35236)。

印度的手工业,在英国机器工业品大量涌入之前,靠着它高超的手工技艺而得以幸存。但是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垄断印度精美的棉、丝织品的对外输出,迫使印度织工在公司规定的条件下为公司的订货工作。他们除了遭受公司的不等价交换的剥削外,还受尽公司及其印度代理人的欺诈、刁难和凌辱(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45)。

等到18世纪末期,英国产业革命已取得巨大成就,英国的制造业靠着关税保护的庇护,靠着机器的使用,不但在国内市场站住了脚,而且要求觅取广大的国外市场时,东印度公司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就成了英国工业发展的障碍。这时英国的制造业向东印度公司展开了攻击,再也不能忍受该公司继续垄断贸易。而19世纪初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更加强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夺取对印度自由贸易权的迫切性(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35236)。

在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包括工厂主和同他们有联系的商界的压力下,1813年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但仍保留着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全部贸易业务被取消,变成了纯粹是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军事、行政机构;公司股东则每年从公司的直接掠夺收入里坐收10.5%的红利。这样,从1813年起,英国工业品对印度的输出迅速增长,从此开始,印度逐步沦为英国工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36)。

 

 

英国强制印度实行片面的自由贸易

 

1813年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之后,靠着机器生产的优越条件,靠着宗主国的统治地位和对印度推行的片面的“自由贸易”,英国工业品,特别是棉纺织品,立即大量地打入印度市场。到19世纪中,几百年来向全世界输出棉织品的印度,竟输入了英国全部出口棉织品总值的四分之一多。英国大量机器工业品的涌入,使印度城乡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千百万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以至大批地因贫困、饥饿而死亡。以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牢固结合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也在英国工业品的冲击下瓦解了。19世纪上半期,英国竭力把印度变为自己的原料产地,除了迫使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用来向中国出口之外,还扩大了印度的棉花、羊毛、黄麻等工业原料的生产和输出。印度农民甚至被迫忍受饥饿,把大批粮食送往英国。就这样,幅员广阔的印度变成了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附庸(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4647)。

19世纪英国的贸易自由化举措实际上明显加剧了印度棉纺织业的非工业化趋势。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而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废除在某种意义上对印度的棉纺织业者反倒是不幸的。东印度公司一向受到英国毛纺织业势力的支持,同时又从掌控印度棉纺织业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因此该公司一直致力于以英国的毛织品交换印度的棉织品。利益驱动客观上使该公司为印度的纺织业者提供了某种保护。事实上,只要东印度公司拥有贸易垄断权,英国毛织品就较少进口到印度,棉织品则没有进口,公司更感兴趣于从印度向欧洲出口,其政策甚至是,只要欧洲吸收得了,就尽可能多地出口印度的纺织品。然而,在商界压力下,英国政府开始相信,应当排除东印度公司,开放印度的自由贸易将保证原棉大量、稳定、优质、低价地得到供应。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取消后,大量私有贸易商介入经营,这些私有贸易商得到棉纺织城市和其它较新的出口行业的大力支持,成功地打开了贸易闸门,立竿见影的结果是,英国棉织品涌进印度,印度停止向英国出口棉织品,并且逐渐增加出口原料,特别是原棉(梅俊杰,第四章,190—191页)。

英国制成品从1813年开始的涌入导致了印度非常大规模的非工业化,因为欧洲以及美国一般或者禁止纱线和棉织品的进口,或者征收从30%到80%不等的关税,但在印度市场上,英国纺织品可以完全免税地进入。181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立法负面地影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而且不仅仅限于摧毁了印度的棉布工业。垄断特权取消后,印度进口的上升比出口快得多,居然引发英国政府和商人的忧虑,怕不增加印度的出口就会使印度没有能力从英国进口货物(梅俊杰,第四章,190—191页)。

英国依靠其宗主国地位对印度推行片面的自由贸易,这就是,对英国货物输入印度给予免税或实际上免税进口的特惠,而对印度货物输入英国则课以高额关税,甚至干脆禁止入口。在航海条例未废止前,还禁止印度与欧洲或其它国家直接贸易(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37)。

 

 

19世纪初英国对印度制造品课征的进口税率(从价税率,%)                 

 

 

    1812年

     1824年

    1832年

  花标布

     71.7

      67.5

      10

  其它棉织品

     27.3

      50

      20

  羊毛围巾

     71

      67.5

      30

  丝织品

   禁止进口

    禁止进口

      20

 

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37

 

这个时期英国制造品输入印度,则仅课以2.5%的进口税。加之,印度棉织品在制造过程中要层层缴纳内地税:原料缴税5%,纺成纱后缴7.5%,织成布后再缴2.5%,白坯布在出售前如要染色的话,就须再缴2.5%税。这样,印度棉织品在印度出售,总共要付17.5%的税(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37)。英国人还在印度境内设置很重的过路税,此税在1836年被取消之前打击了制造业的发展。统治着印度的英国工业自由贸易论者们对输入英国的印度进口品征收了比以自由贸易为名输入印度的英国进口品高出5—20倍的赋税(梅俊杰,第四章,188页)。

结果是,印度工业品的出口迅速减缩,而英国工业品对印度的输出则迅速增加。1814年印度输往英国的棉布为127万码,到1835年骤减为31万码;同期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则从818万码骤增至5177万码。再加上英国的机器工业品成本低廉,英国不仅从本国市场,而且从欧洲市场上逐出了印度棉织品。到1850年,数百年来向全世界输出棉织品的印度,竟输入了英国全部输出棉织品总值的四分之一强。1780年英国对印度的输出额在英国对外输出总额中仅占三十二分之一,而到1850年,向印度的输出仅棉织品一项就占了英国出口总值的八分之一强。印度手纺棉纱遭到的排挤比印度手工织布业更为迅速、严重。从1818年到1836年,由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就毛织品来说,印度毛织品(主要是山羊毛围巾)输往英国的价值,在1828—1836年间,已减到平均每年不超过28000英镑;而毛织品的进口却日益增长,在1849年已达112,000英镑,1858年更增为262000英镑。印度的丝织品也受到英国丝织业的排挤,它的出口总值1849年为302000英镑,到1858年降为158000英镑,从此一蹶不振。此外,这一时期英国的铁器、陶器、玻璃、纸张等工业品也大量涌入印度(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38239)。

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大量机器工业品输入印度,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使千百万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以致大批地因饥饿而死亡。旧时人烟稠密的手工业城市,如达卡、摩歇达巴德、苏拉特等,也都荒芜了。号称“印度的曼彻斯特”的达卡城的人口曾达15万人,而到1840年左右只剩下三、四万人(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37238)。就连那个鲍令都不得不坦承:“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耐久和美观见称于世的达卡细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像东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贫苦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梅俊杰,第四章,191页)

19世纪上半期英国还在把印度变成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的同时,力图把它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1841年一位英国议员就在议会中提出:应当向印度人购买原料,以便鼓励他们购买英国的工业品。到19世纪中,印度农民被迫用粮食去偿付英国输入印度的工业品,被迫为英国生产棉花、羊毛、大米、黄麻、蓝靛等。1849年和1858年,鸦片出口都突出地占印度出口的首位,9年间出口值又增加了三分之二;以出口值计,这9年间谷物出口增加了三倍半,原棉出口增加了一倍多,黄麻出口增加了三倍多,纱、线、布等棉制品出口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几,丝织品出口则下降了近一半。印度甚至在连年饥荒的情况下还大量输出粮食(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239241)。

这样,印度与英国的贸易结构中就强化了一种不对称关系,印度的海外贸易在英国的指导下正日益呈现出以初级产品交换工业制成品的特点,尽管在其出口中,原来也只有棉织品真正属于制成品的范畴。1828年印度的出口商品按占出口总值的相对份额排序依次为:靛蓝(27%)、鸦片(17%)、原棉(15%)、棉布(11%)、生丝(10%)、糖(4%),余下则为咖啡、谷物、树胶、麻袋、大麻、硝石、茶叶、木材等。同年英国商品占到印度全部进口的65%,包括棉纱、棉布、服装、金属、杂类制成品、酒类。以原料出口换取制成品进口已凝固为印度经济的长期趋势,其棉纺织品的进口货值从1814年的5万卢比跃升到1829年的520万卢比,1890年达到3千万卢比。而原棉出口货值也从1849年的1千万卢比上升到1860年的6千万卢比,1913年达到4100万卢比(梅俊杰,第四章,189—190页)。

 

 

英国以自由贸易的说教将印度经济殖民化

 

对于沦落为殖民地的印度而言,自由贸易是被英国强加的(梅俊杰,第四章,190页)。

在自由贸易时代,当印度内部出现伤害英国工商利益的一丝可能时,英国便会借自由贸易的教条,毫不犹豫地挥舞打压的大棒。1850年代末,由于印度的财政状况已经十分糟糕,殖民地政府有意纯粹为了财政目的而征收一点关税。1859年的方案包括将棉布进口税从原来的5%提高到10%,但对棉纺经纱只征5%。起初英国政府也认为在印度征收的关税税率总体而言非常有限,甚至准备批准更高一些的关税率。然而,曼彻斯特和兰开夏等地英国棉纺织利益群体随即掀起反对声浪,即使是英国商品在提高关税后照样充斥印度市场,即使在殖民地政府作出让步性修改之后也仍然不依不饶。他们要求棉布等进口关税回到5%,进口棉纱只能征3.5%的关税,而且还要对于印度制成品的出口征收对应的反补贴税。在他们看来,殖民地的财政困难应当通过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以及节省开支来缓解,绝不能提高进口关税。其实英国官方也深知,曼彻斯特等方面的要求相当过分,甚至有点无理取闹,但它终究是站在兰开夏利益的立场上来操控印度的关税(梅俊杰,第四章,191—192页)。

在有关印度关税的此轮讨价还价中,表面看好像是英国的纺织业界接受了新近流行的自由贸易教条,在争取一个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在为印度大众的切身利益效力。在情愿书和备忘录中,他们学着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样堂皇辩称,提高关税之后,“在错误的保护制度下,会使劳动和技能从农业转移到产出水平低得多的行当”,受保护的印度人“不再依靠其自身的努力以及所拥有的天然优势”,这样反而会“伤害印度的大众”;“为印度的纺纱和制造业设立保护是对大众的消费施加一个压榨性的税收”,当“资本被导引至非自然的渠道”之后,成本的上升必然“增加千百万穷困印度人的苦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自由贸易者也不惜自我批评和现身说法,他们坦陈,殖民当局代表英国,而英国作为“一个立志维护自由贸易原则的国家,这样做是恶劣有害和自相矛盾的”。他们还提请人们注意英国实行自由贸易以来所获得的财富和影响,以此证明在印度推行一条浑然不同的政策是多么的愚蠢(梅俊杰,第四章,192—193页)。

其实这套自由贸易说辞所包裹的正是英国工商人士念念不忘的私利。英国的棉纺织业主们实际顾虑的是互相关联的几点:一,正如代表曼彻斯特的议员贝斯利1860年在英国议会所称,印度产品享受保护后,在印度会迅速建设制造业工厂;二,正如曼彻斯特商会在1860年递交首相的备忘录中所言,高进口税将减少英国与印度的贸易量,特别是向印度输入的棉纺织品将会减少;三,正如曼彻斯特商会理事们在1862年所称,关税会打击印度原棉的出口,并如兰开夏递交的一份备忘录所言,会增加购买印度原棉之英国商人的成本;四,正如英国国务大臣伍德所忧虑的,提高关税会鼓励印度发展出保护主义的兴趣或利益。这些才是英国人真正的关注所在。历史的真相是,在这个据称自由放任的时期,英国对印度远非撒手不管,倒是按照最佳的重商主义路线,把它当作一个经济殖民地来高密度地开发。难怪当时的法国报纸注意到,对自由贸易存在一种英国式的双重标准,即面对并不害怕的竞争时她愿意信守自由贸易,然而碰到影响其国内生产的自由贸易时便是另一回事(梅俊杰,第四章,193—194页)。

即使在自由贸易的高潮年代,英国也绝不会让自由贸易这个幌子束缚自己的手脚,所谓的原则只有在与自己的利益一致时才值得坚持。1860年代初,由于美国爆发内战,保障棉花供应成了英国纺织业的紧迫问题。于是英国政府直接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干预印度经济。决策层的意见非常明确:“争取独立于美国的棉花”,“增加进口印度棉花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目标”。于是各种手段都施了出来。英国人主导的印度殖民政府1861年出台的法案,居然动用了刑事手段,为的是履行棉花生产合同。1863年新组建的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主席也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刺激印度的棉花生产。虽然政府内还有人主张听其自然,但在1866年,一项由国家补贴在印度建立一些模范棉花农场、改进棉花质量和促进棉花在英国销售的计划立即被采纳。1860/61—1869/70年间,印度主要产棉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几乎逐年连续扩大,总共增加了71%的种植面积。而其中一个关键的动力就是,殖民政府为此目的而投资,修筑了以铁路为主干的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照例由殖民政府承担工程费用并支付利息,让公众为私人企业承担风险(梅俊杰,第四章,194—195页)。

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政府直接鼓励生产英国工业所需的产品,政府操纵关税以帮助英国的出口,为开放大陆纵深而以担保的高利息回报来建筑铁路,所有这些直接政治控制手段看起来与这个所谓自由放任的时代格格不入。英国人搞的自由是选择性不干预。这种有选择的不干预的例子包括拒不实行保护关税,拒不采用累进税制,拒绝在灾荒年头禁止谷物出口,等等。印度的基本问题不是英国不干预或者干预不力,而是歧视性的干预。英国人实施的是“精明的干预”,即除非涉及英国利益否则就不加干预。而英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其与印度的所谓自由贸易关系,依靠的是强力殖民控制这一政治杠杆。英国对印度当地市场的渗透,首先是棉纱、1828年之后是制成品,都追随了政治权力的发展轨迹。有史家谈到,英国棉纺织品向印度出口增长加速,大大高于同期出口总值的增幅,因此认定:假如没有英国的控制,这一切完全不可能发生(梅俊杰,第四章,195—196页)。

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特别是在英国武力强加的单方面自由贸易下,曾经的制造业先进国家印度经历了典型的去工业化,在20世纪中期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时,已经沦落到世界最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行列。毫不奇怪,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历程的印度在独立后的七十多年里对自由贸易最为反感,成了最坚决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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